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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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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维度下的“中国梦”  

2013-05-06 09:57: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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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维度下的“中国梦” - 严杰夫 - 多余的话
 
文/严杰夫

“高耸的银行总部外墙贴了反光玻璃,一旁是卖摩托车零件和塑料管的街头铺子和牙科诊所。马路有十个车道那么宽,市内街道像高速公路一样。农民工走在路肩上,带着行李箱或铺盖卷,公交车和卡车从身后急速驶去。到处都是打桩的工地,电钻咝咝作响,摩托车呼啸而过,尘土飞扬,街边上的噪音震耳欲聋。道路宽阔平整,却没有红绿灯和斑马线。这座城市是为机器造的,而不是为了人”。

张彤禾在《打工女孩》第二章中的开头,用白描的手法呈现了那座她眼中的东莞。靠着这种近似于旁观的视角和叙述,张彤禾在《打工女孩》中还原了一座城市——东莞,和一群人——农民工。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东莞和生活在那里的农民工,恐怕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代表着中国当下发生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社群迁徙,数以亿计的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寻找他们的梦想生活。而在东莞,这种“中国梦”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此间的一切仿佛都是在围绕着这个梦上演。于是,我们看到,东莞这座城市运作的中心,是坐落在此的各类大小不一、性质各异的制造工厂,而维系这个工业化系统运作的则是那些来自全国各地农村的农民工。

只是,大迁徙背景下的“中国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最严峻的就是农民工与城市社群间存在的鸿沟。我从未去过东莞,和这座城市不多的联系,是常给那里的一份都市报供稿。我身边也没有一个农民工朋友甚至熟人,仅有一次在加拿大纪录片《人造风景》(ManufacturedLandscapes)中,看到过张彤禾在《打工女孩》中提到的那种大型制造工厂。所以,我无从去深入了解关于这个当下中国最庞大的社会群体的真实生活和心态。在我的印象里,农民工意味着血汗工厂、艰苦的生活环境、贫穷的家庭背景。当然,这种印象,与大部分城里人对农民工“脏乱差”的评价,都属于一种极深的误解。这种误解正是广泛存在于东莞,以及类似东莞的当代中国城市生活中。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和“城里人”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属于两个世界,以至于这两个群体间的分裂几乎类似于萨特笔下的“我者”与“他者”。在东莞,这种分裂和误解显得更为突出。张彤禾在书中谈到,东莞的打工族和本地人互相间都看不起,“打工族对当地人评价不高:都是一群没怎么上过学的农民……”,而出身本地的一位副市长,“就像所有城里人一样”,从骨子里鄙视外地人。这种彼此都看不起的状态,恐怕是东莞城市的一种“独特风景”。无论如何,这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不同社群的人很少有深入沟通,彼此存在着广泛误解甚至敌视。但就是这些差异巨大的群体,却同时在承载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喜怒哀乐。

当然,张彤禾并不是仅仅想要描写东莞这座城市。“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才是她真正想要书写的题目。在这种变动中,打工族恰好是参与其中最典型的群体而已。张彤禾笔下的那些打工女孩,从农村跑到城市打工,与自己的老板博弈,参加成功学的培训,去学习英语,可以说都是为了摆脱贫穷的家庭,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在这个方面,农民工与一切努力寻求改变的中国人并无不同。在张彤禾看来,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起码让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多少人在迫不及待地想要寻求改变”。

于是,张彤禾为农民工主题的写作寻找到了一个新的维度:将农民工的变动放到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大迁徙中一同考察。这样特别的视野,将《打工女孩》与以前所有的农民工题材的作品都区分了开来。张彤禾没有局限在对中国农民工生存环境的廉价同情中,在她的笔下,这些来自农村的女孩尽管确实有着迷惘、遭遇过巨大的挫折,但她们与那些历史上经历过迁徙的先辈们一样勇敢、努力、富有智慧。与张彤禾的赞美相对应的事实是,较早来到东莞的打工者中,已经有许多人慢慢获得了成功。我的一位在东莞生活多年的同学介绍,已经有很多打工者慢慢变成了小老板,就如同《打工女孩》中提到的那个在外企工作过、也做过传销的姑娘春明一样,在“农村到城市”巨大的生活变动中,许多农民工已经逐渐寻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在历史的维度中,农民工就不再是一个特殊、孤独的群体。他们不过是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一群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随时寻找到类似的迁徙群体和先例。张彤禾自己的家族就是最好的例子。张彤禾出生于一个华裔家庭,她的祖父出生于吉林,在大学后前往美国学习后又回到中国,张彤禾的父辈则都在中国出生,但此后又都去了美国,并全都留了下来。因此,关于“中国”和“迁徙”的记忆,始终都存在张彤禾的基因里。这种特殊的身份带来的是,她无法和那些与中国没有任何瓜葛的西方作家(比如她的丈夫何伟)一样,只是因为好奇而去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也无法完全没有任何感情地对这些变化做出评价。在她观察的过程中,一定会在这些年轻的打工者身上,看到自己家族的影子,看到许多历史上中国人的影子。同时,作为一位常年漂泊在外的女性作家,她更加能够理解她笔下的那些年轻单身女性在异乡生活的孤独滋味。因此,在这部非虚构作品中,作者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在观察和描写,但却到处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充沛的感情。对于《打工女孩》来说,张彤禾既是一个观察者和书写者,本身也同那些女孩一样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她同样是从远方迁徙到东莞来的“外乡人”中的一员,并与那些姑娘一起完成着这段“25年来都持续的历史上规模最大迁徙”。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令张彤禾也就有了特别的叙事视角。同许多西方观察者不同,张彤禾不关心政治上、制度上的话题,就好像她笔下的那些女孩一样,她只是在“跟她们度过每一天,静静地观察,看看会发生什么。”她关心的是这些女孩的生活和工作,关心她们的恋爱,关心她们和父母的相处……正是这些柔软的话题,让我们接触到了从未了解过的打工者的另一面。然而,这些看似细微、女性化的观察角度,却未削弱主题的敏锐性和准确性。她正是在这些生活最普通的地方,发现了这场社会变动中所存在的问题:人们太急切地在追求成功,缺乏耐心,太过于期待人生中能有捷径,以至于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匆忙应付中过去。在这个变动的社会中,“成功的秘诀就是一知半解,夸夸其谈混到一份职员、教书或是其他什么你想要的工作即可。……”张彤禾的这个结论,难道不是为我们当下这个奇怪的社会提供了最恰当的注脚吗?或许,借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当下的中国,为什么成功学会如此受到欢迎;为什么人们不再愿意停下一个小时来阅读;为什么每个人都在谈论车子、房子、票子,却几乎没人在乎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是的,当下的中国就是一座放大了的东莞城,也是一条条放大了的东莞工厂里的流水线,每个人都成为了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跟随着机械运动的程序,快速地制造着被那些称为“成功”的商品,却从没思考过它们的质量究竟合格不合格。

很显然,《打工女孩》再次证明了个体叙事对于实现历史表达的真实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我们在这本书里,看到的不再是故作姿态的报道和叙述,却是活生生的关于打工者的故事。尽管书中的主人公只是几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女孩,但是他们却代表了当下中国最真实的面孔。这些打工女孩,不仅是那些来自农村的姑娘,也是作者张彤禾,或许更是在读着这本书的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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