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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尖上行走》:阴面与阳面的割裂  

2012-02-03 14:33: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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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尖上行走》:阴面与阳面的割裂 - 严杰夫 - 多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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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杰夫

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近期挟着获奖 “余威”,推出了自己的第五部作品——《刀尖上行走》(简称《刀尖》。)资料介绍,这是一部雪藏了八年的作品。或者正是因为有着这个可供炒作的热点,出版商在宣传时颇为自信地喊出了“如果一生只读一部谍战小说,读《刀尖》”这样的豪语。

同大多数人一样,我知道麦家还是通过09年上映的电影《风声》。尽管大多数人可能事先并未看过麦家笔下的那本原著,但不能否认的是,他的作品的确在国内掀起了一场间谍小说的热潮。

作为一种重要的类型小说,间谍小说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一战以前,厄斯金·柴德斯创作的《沙岸之谜》,现在被普遍当成是间谍小说的鼻祖。而此后随着二战的爆发,乃至于冷战铁幕的拉开,世界始终处于两种力量的抗衡中,这给小说创作者们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也涌现出了约翰·卡勒雷等许多经典作者。

间谍小说之所以能吸引人,往浅了说在于间谍这一神秘的职业能够满足猎奇心理,往深了说则是间谍的复杂身份常常能把人性中最复杂的一端放大。台湾著名书评人唐诺在《勒卡雷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序言中就曾谈到,“当人不再只是单维度的间谍,而同时也是个人时……善恶二分原则所建构的秩序也就骨牌般一个一个倒塌下来。”正是这种游走在善恶边界的人性的模糊状态,最能让人对间谍小说如痴如迷。麦家在新作《刀尖》中,显然是想将自己的创作推进到这样的深度。

麦家的这种“野心”,事实上在一开始的“楔子”中,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刀尖》在一开头并未急于切入故事本身,而是以一段回忆作为开端,很显然是想赋予故事足够的真实感。而再看到作者用“阴阳互补”的结构来架构整个故事时,我几乎已经确定,麦家在这部新作中,已不只满足于再次讲述一个类似于《风声》的奇巧故事,而是想借助这种叙事结构,来塑造一个完整的革命间谍形象。

在第一部分《刀之阳面》中,故事的叙事是以金深水的视角展开,通过这一视角,女主人公林婴婴呈现出一个聪颖、能干和坚强的“革命间谍形象”;而在第二部分《刀之阴面》中,叙事则完全建构在林婴婴的叙述上,作者是想通过这一“背面”视角,让读者窥视到一个革命间谍真正的成长经历和内心情感。

遗憾的是,在麦家笔下,“阴面”和“阳面”却未能融合到一起。在《刀尖》这部作品中,麦家选择“阴阳互补”的叙事结构,很显然是想通过两部分叙事之间的冲突,来达到塑造人物角色的效果。但想要达到这种效果,作者不仅需要注意刻画人物性格中的冲突面,也需要给予冲突的两面以必要的呼应。而在《刀尖》这种前后分段的叙事结构中,这种呼应就要求作者在同一个情节节点上,对人物的行为、言辞和内心活动都给出恰当的对照。麦家在《刀尖》中,对主要人物林婴婴的刻画,恰恰就缺少这种对照。

在《刀之阳面》中,麦家是如此描写林婴婴的登场的:“我发现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姑娘,很年轻,很出众,穿着一套白色的长裙,在霓虹灯下,耀眼得令人炫目……”(《刀尖·刀之阳面》,p.62)。的确,如此夺目的姿色,很快就吸引了保安局副处长秦时光的关注:“姓秦的犹如一只饥饿的苍蝇,始终回绕在莫愁湖(笔者注:林婴婴在军统的代号)身边,脸上堆满夸张的、肉麻的微笑。”我想,甫一出场的女主角在众人眼中,一定是一袭白裙的女神。但奇怪的是,到了《刀之阴面》中,林婴婴却成了一派“制服诱惑”的形象:“据说,穿着伪军制服的我,看上去英姿飒爽,娇气中透出阳刚气,别有动人韵味……好色的男人会把我的这份魅力无限地放大,比如秦时光就是这样的人。”(《收获》2011年第六期,p.167)前面的“一袭白裙”,到后面却成了“英姿飒爽”,分明是两种路线、两种风格,一种是女性的妖娆,另一种则是巾帼的英雄,让人如何拼接到一起。作者前后叙事中的自我矛盾也就可见一斑了。

看的出来,麦家在文中其实是想要努力地表达出林婴婴个性中复杂的一面,以至于作者在一开头就迫不及待地将主人公的内心,直白地写了出来:“不久,我似乎又有新的发现……她是神秘的、复杂的,……我清醒地看到了两个有明显差距的世界:一个带着戏谑和放纵,表达着她的情感,另一个却在孤独地呻吟,压抑和孤寂使她变得敏感、多疑。”(《刀之阳面》,p.63)但是,《刀之阴面》中相对应的时间点上,我们能够看到林婴婴的丈夫高宽,亦即组织上的领导,其时刚刚回到她身边,“感谢老天,高宽又回到了我的身边。我终生难忘,我们见面的第一个晚上,单独相处后,我们一直互相诉说分手以来各自的工作、困难、战绩、倾诉彼此的思念、爱恋……我们像一对天使,忘记了肉体的欲望,满足于以语言的方式占有对方的精神、思想、情感、革命经历。”(《收获》2011年第六期,p.167)姑且不去分析,作者描写的“我们像一对天使,忘记了肉体的欲望”是怎样一种情感状态,但从上下文分析,这种状态肯定不会让林婴婴在性格的内里会想要“孤独地呻吟”。

可见,麦家是在多么费心尽力地,想要把林婴婴刻画成一个个性复杂的经典形象,却由于文字前后缺乏对照,于是这种努力就只能起到一种“无用功”,人物形象也在前后叙述的“走调”中被严重的割裂,最终留下一条无法弥补的碍眼“疤痕”。

事实上,这种人物形象描写的割裂,不仅体现在林婴婴身上,也体现在其他次要人物身上。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作者对老A,也就是林婴婴的“二哥”杨丰懋的刻画。

按理来说,作为一个前后反差极大的角色,“二哥”这个人物给予了作者足够大的空间来塑造。但是在作品中,这个人物却给人留下性格转变突兀的印象。在下部《刀之阴面》中第二章第1节,作者这么描写“二哥”:“此时的二哥,已被仇恨和疯狂吞噬……他把杀鬼子、睡日本女人当做了游戏来取乐,这注定要把我们家卷入一场更大的灾难中”。(《收获》2011年第六期,p.144)但在下次出场时,“二哥”却突然成为一只“蔫坏的茄子”:“在江边的一个阴冷潮湿的很动力,我见到了比我父亲还要老相的二哥……他不但老了,还傻了。悲痛让他变成了废物,变成了一哑巴,变成了一个痴呆人。 (《收获》2011年第六期,p.149)。读到此处,我心里的疑问是,一个内心带有仇恨的人,在再次受到打击时,似乎展开更为疯狂的报复才是更为符合行为逻辑的吧。但在作者笔下,这个人物从起初的疯狂到之后的消沉,最后又脱胎换骨成为一个革命特工,个中的诸多曲折却未能给予足够的铺垫。

作为对照,我们可以翻一下勒卡雷在《伯林谍影》中对于次要人物的处理。作为主人公利马斯的女友丽兹,在故事中也只是出场了三四次,但在勒卡雷简约的笔触下,一个单纯盲目的、革命和爱情的双重牺牲品形象却早已跃然纸上。

除去人物描写的割裂以外,《刀尖》在细节处理上也极其粗糙。这种粗糙首先体现在大量的常识错误上。其中,对间谍行为的描写就显得极为业余。例如,作为领导的高宽在会见地下党小组,并谈到冯大牛取得的成绩时,说“这样的同志,自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组织上准备要在内部进行大力宣传、表彰”。(《收获》2011年第六期,p.157)这种口吻完全不像是出自一个高级间谍之口,却像是一位政治官僚在召开大会。作者难道不知道,在特殊年代,潜伏在敌占区的特工人员遭受严格的保密,真正的身份和动向只有直接接线的联络人才能知悉。而这种在组织内部大力宣传表彰的措施,不是明摆着要暴露特工的身份么。

其次,这种粗糙还体现在史实的错误上。例如,在《刀之阴面》的开头,作者写道,“犹太同学托人给我捎来了南京拉贝先生办的女子教会学校通知我入学的报到书。”(《收获》2011年第六期,p.147)。在真实的历史中,拉贝当时是德国西门子的驻华代表,且是纳粹党,也根本没有在南京办过什么女子教会学校,当时的金陵女子理工大学是由美国传教士所办,跟拉贝毫无关系。这种史实的错误在作品中还有多处,这种错误尽管细微,却代表了作者对故事背景的处理极为随意。这种随意的处理,使得整个故事的历史背景隔离在剧情发展之外,那些被刻意安排进故事的历史人物,也显得只是一些僵硬的布景而已。

而刚刚出版的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同样是基于历史材料进行的文学创作。对于历史细节,作者同样进行了大量的虚构。可是,哈金笔下的描写和叙事却真实自然,这种虚构也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代入感。与麦家相比,哈金在这方面显然要技高一筹。

由此看来,麦家的这部《刀尖》无论在人物刻画上,还是细节处理上,均可谓是漏洞百出。而对于叙事精度要求很高的间谍小说来说,《刀尖》中随处可见的粗糙和失误,最终决定其只能成为一本“失败之书”。在这样尴尬的表现下,出版商宣传时喊出的那个口号,自然也就沦为一个笑话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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