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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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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所多玛城  

2011-01-31 21:39: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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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创世纪 18:26
  
 
逃离所多玛城 - 严杰夫 - 多余的话
 文/严杰夫
  
  很多人在读到《旧约圣经》中关于所多玛的故事时,恐怕总免不了要感叹上帝的残酷和血腥。然而,无论是作为历史还是神话,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你 我来说,所多玛的吸引力恐怕只在于它那神秘的宝藏,而非那场惨绝人寰的灭顶之灾。但充满了隐喻的圣经,仍然意图通过各种故事警示我们这些世人,所多玛的灾 难正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恶果。正如此,这种惨剧不仅只存于神话故事和文献记载中,而是至今还在这个世界里发生着,黎巴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仔细比较起来,黎巴嫩所经历的悲惨甚至可能要超过所多玛。所多玛在遭遇毁灭后就不需再去经历种种折磨,黎巴嫩却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地遭受着外族入侵和内战所带来的创痛,并且看上去似乎永无尽头。
  
  如同中东许多国家一样,黎巴嫩在历史上遭受过诸多民族的征服,直到1943年法国人宣布结束对其的委任统治,黎巴嫩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共和 国。然而,独立并未给这个拥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国家带来真正的安定,不论南部邻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间战火频仍而常殃及池鱼,也不论东北部相邻的叙利亚每每 觊觎控制这块曾属于腓尼基人的土地,光是其内部各种势力的斗争就在不断地制造着一出又一出悲剧。而《妮娜·西蒙娜停止歌唱的那一天》(下简称《妮》)这本 书向我们展现的,正是作者是如何从这样一座现代“所多玛城”中幸运逃脱的残酷经历。
  
  事实上,《妮》的作者达里娜·阿勒让迪(Darina Al-Joundi)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黎巴嫩人,但家世显赫。达里娜的父亲是叙利亚人,曾在黎巴嫩唯一的法语报纸《东方日报》做过记者,达里娜的伯伯曾是 叙利亚驻法大使,而她的两位叔叔一位是诗人,一位是工会的重要领导人。另外,达里娜的母亲则是土生土长的黎巴嫩人,是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外公则担任过 约旦首相宪兵队的重要领导人。由于父亲是叙利亚的政治难民,母亲的黎巴嫩国籍根据当地法律也无法传递给她们姐妹,因此达里娜从小就生活在流亡的生活中, “在这个每个人只有归属于某一社区和某一教派才得以生存的黎巴嫩,我们不属于任何社区,也不属于任何教派。”正是有着这样一个独特的身份,作者虽然从小到 大经历了几乎所有发生在黎巴嫩的重大血腥冲突,但却敏感地认识到这种冲突的可怕和狰狞,以及对日常生活带来的破坏。在由于内战恶化而跟随父亲前往塞浦路斯 避难时,作者在摆脱战争阴影的异乡感叹自己早已忘记“生活并不是一场战争”,因为在这个经历了15年内战的国家里,“每每不到一个星期,就得去一次太平间 认领尸体,医院成了大家见面的地方,它代替了村庄的位置。”
  
  这种不可思议的长年战乱,不仅是因为以色列、叙利亚这样周边邻国的干预,更是因为黎巴嫩内部纷繁复杂的民族和宗教派别。光是看《妮》中的内 容,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国家里存在的势力派别是多么混杂了。例如,书中出现的宗教和政治势力有:天主教、希腊东正教、马龙派、穆斯林、黎巴嫩真主党、长枪 党,出现的民族派别则有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如此众多的宗教势力和民族派别,再加上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这个国家只能常年陷 于各派的权力斗争中而饱受战乱。这种战乱造成的后果就是,在人与人之间造成了深刻仇恨并由此带来了人性的扭曲,例如父亲的那位“从未犯过重罪”的报社同 事,为了给服务于长枪党的儿子报仇,一个人在
贝鲁特对七十五个人执行了死刑。
  
  在这种扭曲的社会环境中,宗教早就变成统治者用来奴役民众为自己斗争和服务的工具。这种工具产生的禁锢,与父亲从小灌输给达里娜的无政府主义 价值观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经历了更多个人和国家的劫难后,达里娜对充斥于这个国家内的宗教禁锢更加反感。而在父亲去世后, 这种冲突终于给失去保护的达里娜带来了切肤之痛:她在酒吧被人殴打,被社区的邻居辱骂,即使是母亲和家人也无法理解达里娜的这种叛逆。尽管我们无法赞同作 者用滥交和吸毒的方式,来表达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禁锢的抗争,但不得不承认,在一个宗教极权国家中,社会成员并没有太多选择。最后,达里娜抗争的结果就是被 关入精神病院。
  
  在任何一个极权社会中,精神病院都是一个得力工具。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前苏联,在上个世纪20年代政治腐败的美国,可以说凡是发生过极权统治或 类似极权统治的地方,我们都能看到精神病院那幽灵般的身影。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精神病院的工具作用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精神病学从一开始就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镇压功能,精神病院实际是具有医学外表的软禁之 所,“禁止发疯就如同禁止发言”。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在黎巴嫩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里,当然也会毫无例外地看到精神病院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与其说母 亲和家人将妮娜投入了精神病院,毋宁说是这个专制的宗教国家将信仰传统的反叛者投入了精神监狱。在出院以后,曾经怀揣着父亲的遗志,希望看到这个国家终有 一天实现政教分离的达里娜,终于绝望地说道,“我以前总认为这座龌龊肮脏、狗屎遍地的城市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但自那天我从修道院出来,我再也没有这种 感觉,再也不对这座城市留有任何眷恋”。这位无论身边战争再怎么激烈残酷却从未恐惧过的姑娘,在经历了这趟“精神病院之旅”后,真正明白了这座同所多玛一 样的国家缘何会堕落成如此恐怖的地狱。
  
  于是,那个曾经的她“在十字架修道院已经死了”,而从修道院出来的她则“获得了新生”。最终,带着“新的生命”,达里娜踏上了前往西方世界的旅程,就好像逃出所多玛的罗德一样,再也没有回头。
  
  【《书城》2011年2月号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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