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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读书记:娜拉走后到底应该怎样  

2010-09-14 16:45:23|  分类: 多余的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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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杰夫


八月读书记:娜拉走后到底应该怎样 - 严杰夫 - 多余的话 
 

192312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上做了一场名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鲁迅通过对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剧本的分析,来阐述当时社会上如火如荼的女权运动。易卜生戏剧,特别是以娜拉为女主角的《玩偶之家》,对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1918年《新青年》推出了“易卜生专号”,鲁迅也在他办的《莽原》杂志上做过易卜生的特辑。易卜生和他的《玩偶之家》的译介,引发了一场国内知识分子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持续了数年,认为中国妇女应该像娜拉一样出走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一向深刻地鲁迅却没有盲目地跟随这样的呼声,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在有着数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大力鼓动“娜拉”们出走是不够的,甚至是十分危险的。是故,鲁迅有了上述这场演讲。

 

在演讲的最后,鲁迅谈到,“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很显然,鲁迅看到了,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真正改变,男女平权的真正实现,有待于整个社会的观念革新。也因此,鲁迅在演讲中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命题,针对的就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妇女的问题,而是所有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甚至是全中国人面临的问题。

 

然而,现在回头去看,我们不得不佩服鲁迅先生毒辣的眼光,他在五四运动四年后提出的这个困境,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近代以来一直都面临着的困境: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先后爆发如一声惊雷彻底唤醒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革命的念头,但是自己在中国的革命中究竟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革命以后自己又应该走向何处,对于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清晰的答案。在这种困境下,近代知识分子只能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诡谲风云中随波逐流,并最终在政治权力的压迫中不得不亲历一幕又一幕惨剧。


八月读书记:娜拉走后到底应该怎样 - 严杰夫 - 多余的话

 

史景迁就是在《天安门》一书中,通过近代史上几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代表,经纬出了那段波澜壮阔却又到处充满悲凉的历史剧。

 

在史景迁看来,近代史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起码体现在了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现实对理想的打击下,知识分子普遍对生活目标怀有质疑。史景迁认为,丁玲在《一九三O年春上海》中对生活目标和写作意义的抒怀,应该就是这种质疑的典型代表(史景迁:《天安门》 P334)。丁玲写道,“对文字写作,我有时觉得完全放弃了也在所不惜。我们写,有一些人看,时间过去了,一点影响也没有。我们除了换得一些稿费外,还找得到什么意义吗?”这种质疑,真正呼应了鲁迅在1923年底提出的那个困境。他们已经醒来了,但是却发现醒来后的世界更加让他们迷惘和无助。事实上,丁玲的这种迷惘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连曾经作为她导师和偶像的革命领袖——瞿秋白,也同样带着这样的迷惘和失落。在被认为于1935年写下的那篇遗作《多余的话》里,瞿秋白用一匹“孱弱的马”来比喻被迫夹裹在政治权力斗争洪流中的自己,他深信自己始终只是一个文人,而非政治家、革命家,这种始终无法摆脱的身份错位,令临近人生末端的瞿秋白对自己这一生充满了遗憾和无奈。第二,在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始终微妙,中央政府的强弱与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似乎是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在史景迁的《天安门》里,全书用十三分之九的章节篇幅(如果以页数计算的话,则是超过了70%的篇幅),展现了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境遇。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是由于文献资料上的原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抗日战争结束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似乎急剧下降。战争的结束,让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对参与国家复兴而跃跃欲试,但随之而来的内战彻底击碎了他们的梦想,也让他们最终再度陷入战前的迷惘当中,他们发现“娜拉走后怎样”这一困境并未因战争的胜利而消失,反而随着外国势力、军阀政治在国内影响的退出,在中央政府统治力提升的杯具下,这种困境愈发明显起来。


最后,更值得遗憾的是,在鲁迅那场演讲的半个世纪以后,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悲剧清晰、系统叙述出来的,竟是一个外国学者。这样看来,“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被我们的学者廓清。因此,尽管史景迁在《天安门》一书的最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和未来,抱以明显的激赏和期待,但是在想清楚“娜拉究竟应该怎样”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做的,可能就只能是“将青年拖到旧路上”罢!

 

阅读链接:

 

史景迁:《天安门》    台湾时报出版   20071

瞿秋白:《多余的话》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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