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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危机四伏  

2009-05-18 10:51:5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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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严杰夫

 

有人讲,因为害怕被撞死,而总是在确定视线范围内没有一辆汽车后,才敢小心翼翼过马路的那种人,大多数都是有心理疾病的。我相信,5月7日以后,全杭州人在过马路,起码是过文二西路时,肯定都会出现上述那种情况。

而在5月7日以后,那个曾经在网络间广为流传的,无比写实地描写了我们那胆颤心惊的人生的,包含了“黑心棉”、“苏丹红的肯德基”、“三聚氰胺的牛奶”等元素的段子里,以后恐怕可以再加上一种新鲜的佐料——“跑满了七十码汽车的马路”。用“危机四伏”这个词来形容我们的生活环境,真是已经一点都不夸张了。

目前,“谭卓案”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已使同类其它案件只能望其项背了,而这种社会影响产生的原因则要拜肇事者带有传说中的“富二代”的社会背景所赐。在该案中,肇事者缺乏必要的社会责任感是造成悲剧的关键因素,所以公平地来讲,即使肇事者真是属于“富二代”,这种身份背景也不能被说成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关键因素。因为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就判断“富二代”要比其它社会成员的后代就更加缺乏社会责任感。相反,缺乏社会责任感似乎已经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大多数“八零后”都是从小被教育“做人不能太老实”,而在这个“老实人”即被看作“无用”的社会,无视社会公共利益可说是必然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是表示肇事者就可以减轻作为个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正因为“谭卓案”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并且因此其未来或将具有法律上的“判例”意义,我们更应该让肇事者得到恰当和足够的“惩戒”:一方面,社会成员的每个人个人本身对承担社会责任就都有不可回避的义务,社会责任最终还是要化解成每个具体成员的具体承担才能最终得到维护;另一方面,对社会责任的破坏者进行合理的处罚,是促使社会成员担当必要的社会责任最直接的教育措施。这也是为什么,《朗读者》的女主角在二战时的犯罪行为,即使可以归咎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因素,却仍应承担法律责任、受到法律制裁的原因。

无论是代表古典法哲学价值观念的西塞罗,还是近代功利主义法学的代表边沁,都一致认为法律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扩大公民的幸福、增加公民的福利。而作为公法最重要部分的刑法,自然其应用的着力点更是在于公民全体的公共利益。因此,“谭卓案”在确定肇事者所适用的罪名时,最关键的就是犯罪行为指向的客体,即考察犯罪行为具体损害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了尽量避免当前的社会环境继续从“危机四伏”向“如履薄冰”发展,“谭卓案”的肇事者显然已经足够承担“危害公共安全罪”了。

有朋友表示,严格按照刑法的条文,应该只能判定胡斌“交通肇事罪”,我想如果这样的话,总有一天全国人民都要带着心理疾病过马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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